中国教育史上的徽州教育

中国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来重视人文教化，礼仪立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即私学兴起，书馆林立，形成了教育昌盛，“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皖南山区，由于荒僻闭塞，隶属不定，人文教育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自秦汉以后，中原人相继南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儒家文化随之传入，于是导致徽州文风渐开。尤其是到丁唐代，徽州一带的私塾、学馆已相当兴盛，并出现了官学。这一时期，既是徽州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崛起的时代，也是徽州的人文教育开始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逐渐同步的时代。到了宋元时期，由于中原名门望族的又一次南迁入徽，使得徽州的人文教育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儒学蔚起，入士学子众多，故有“东南邹鲁”之称，特别是南宋新安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学说和教育思想对全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被作为官方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思想教育领域占统治地位达700年之久。此际，朱子故里尊崇儒学尤盛，以至有“儒风之盛甲东南”之说。南宋时，徽州人毕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使徽州一跃成为全国印刷业两大中心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从此，徽州人文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开始占有了一席重要的地位。进入明清时期，徽商崛起，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且雄居商界达数百年之久，“亦贾亦儒”、“贾而好儒”乃徽商一大特征。徽商为倡兴儒学，培养子嗣，光宗耀祖，纷纷在家乡故里捐资办学。其时，徽州各州县官学和书院也相当繁荣，尤其是书院之多、讲学风气之盛均居全省之最。另外，明清两代徽州中举人数之多，等第之高，也在全国名列前茅。时至乾隆之际，徽州又出现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朴学，其思想体系和治学方法独树一帜，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均有重大突破。戴震反对宋儒以天理压人欲，反对治学“凿空言理”之弊，主张求真求是，主张读书先识字，由词以明道，在全国文化教育和思想学术界都发生了较大影响。总之，明清之际，徽州的文化教育出现了继宋元之后的第二次高潮，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末民初，徽州在倡办新学方面，与全省乃至全国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其中师范教育和农技职业教育则起步较早。当时，省立二师等校在全国教育界都有一定影响。民国时期，徽州还出现了两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胡适和陶行知，前者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后：秆对中国生活教育和平民教育的普及与推广，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对家乡徽州文化教育的革新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省立四女师等校就深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推广生活教育与平民教育方面做出了显著业绩。